“你刚才说节约能源，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看昨天晚上的电视新闻，其中提到中国的一个车展，你知道现在中国最热门的汽车是什么？如果他们爱上大排量的汽车，那么即使我们在这里呼吁减少使用大排量的汽车，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有没有节约能源，能不能节约能源？”
一位女士的提问在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一个能源政策研讨会激起一片会心微笑。
也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消费者的个人选择与能源和环境政策的整体特性这对矛盾成为话题之一。
这不容易回答。比如接受提问的演讲者就只能再次强调存在这一对矛盾，并且，今年研讨会的主题“将能源政策与气候政策结合起来”，其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将每个国家的努力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结合起来。
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只有一街之隔的另外一个同样著名的布鲁金斯研究所，下设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其中一位研究员Erica Downs专门研究中国能源问题。这天上午，我就把前面提到的问题摆在她面前。
她说她更愿意从中国能源领域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说起，而答案就是怎样才能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并且是以节约、提高能效以及环境友好的方式进行。
中国不可能继续沿着过去的能源消费模式继续走下去，她说，尤其在过去五六年，中国经济呈现高能耗的特征，这样下去难免遇到两大阻力，一是资源限制，二是环境污染，比如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都是具有全球性质的问题。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总共只有那么多的能源，总共只有那么大的环境，她说。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前面引述的问题很有道理，因为每一个国家的能源问题都将具有全球意义，不单是这个国家自己的问题。
不过，她同时强调，无论美国或中国，或其他国家，批评对方做得不够，甚至以此给自己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找借口，对于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如同上述研讨会的插曲那样，美国消费者会说，中国消费者不应该开大排量汽车，不然美国消费者少开大排量汽车就没有意义，在美国节约下来的能源其实只是转移到中国进行消费，并没有节约，或者中国人说他们的人均能源消耗量还不够美国人的零头，要节约能源也应该从美国人做起……这样的争论只能浪费时间，她说，还不止这样，实际上这样拖延下去也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实际上，对于能源问题，还有与此相关的环境问题，两国同样存在激励，那就是希望阻止情况恶化，她说。
那么，对于中国的能源问题，首先该从哪里做起？比如最近两三年由于国际油价上涨而再度成为热门话题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从1990年代到现在，好像还是不能到位。
Erica Downs的回答跟中国许多专家差不多，认为只能逐步推进。并且，她强调，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一改革不太可能做到人人都满意，却又不能不做。
比如2005年发生的燃油短缺现象，南方尤为严重，已经让大家意识到国际油价和国内油价存在差价，因此石油公司更愿意将成品油出口，而不是内销。
与此同时，燃油短缺也可以拿来演示价格控制政策可能带来一些与初衷相反的结果。比如，她说，通过价格控制，将油价定在相对低廉的水平，似乎有助于原本没有经济实力使用燃油的人成为燃油消费者。但价格控制政策必然引起燃油短缺，而为了争夺短缺的燃油，归根到底还是要花费金钱，结果，首先受害的还是这些我们希望帮助的人，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比较弱，不太容易承受燃油短缺造成的冲击。换言之，价格控制政策原本打算帮助的人，很有可能首先成为受害者。
这让我想起最近两年看到的官方统计数据，比如今年春天的燃油短缺导致海南的香蕉种植者无法将香蕉运出外省，偏偏在他们的生意经里，海南市场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卖到外省，卖一个好价钱，现在却一筹莫展。
只是现在中国还要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估计还不是进一步推动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的时候，Erica Downs补充道。
到底什么时候才合适？我说，并不否认之前看过很多评论，说的是我们一再错过机会，直到现在国际油价突破三位数大关。
理想的状况，她说，当然是在低通胀和低国际油价同时具备的时候进行，只不过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机会几时还会再来。
这恐怕也是能源与环境领域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现在看来都很明白，偏偏当时没有意识到，错过了好机会。
